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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北后，在当地党组织、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２月７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情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指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八万多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中共党员）、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８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９月底至10月中旬同盟军遭到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 红军独立第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而成）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当时未正式建立军团的领导机构，暂由红十七师负责人统一指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７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此后，“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９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１月下旬到３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４月中旬开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结果广昌失守。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１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为寻淮洲，政治委员为萧劲光；红九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治委员为蔡树藩。 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即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张国焘、项英等；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为配合其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强化其法西斯专政，对白区的进步文化和爱国民主运动也加紧镇压。２月，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杀害了左联的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五人。1933年６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１１月，又暗杀了倾向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申报》主持人史量才。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５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 １１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葛源以北重溪等地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 １２月寻淮洲在作战中负伤后牺牲；翌年１月，方志敏不幸被俘，８月６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誓师大会，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１０月２４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指挥下，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９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个多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军八万余人。 ９月２１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编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更任政治委员。１１月，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１２月，红八军团番号撤销，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１０月１０日由于国民党重兵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前往集结地域。从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陆续从集结地出发突围。随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区，同时还成立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这些部队分别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叶飞、方方、傅秋涛、高敬亭等领导下，在八省十几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些负责人。何叔衡、瞿秋白于1935年２月在福建长汀县境内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被俘，６月１８日在长汀英勇就义。 １１月７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１１月１３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共2900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境内出发，开始西征，于１２月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翌年８月吴焕先牺牲，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９月１６日，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同陕甘红军会师。 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突破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前进。这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正确意见，仍坚持到湘西去。 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与会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之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平等七座县城。 １２月３１日晚至1935年１月１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月，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１月２９日，红军经土城、猿猴场（今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２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２８日晨，红军重入遵义，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３月１６日至１７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３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并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朝西北方向急进，于５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成立了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西北军委总指挥部。从５月上旬至７月中旬，红军和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９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进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下旬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６月上旬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６月１２日，红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１８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２１日，两军在懋功地区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不久，中共中央为了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８月３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８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等地区。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当即紧急磋商，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１０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随后即纠正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２８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