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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军过湘江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率红1军团为左路，彭德怀率红3军团为右路，两个军团前头开路；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红1军团之后跟进，周昆率红8军团在红3军团之后跟进，两个军团掩护左右侧翼的安全，军委纵队居中，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殿后。 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长征路上，董振堂亲率红5军团殿后。面对敌人重兵围堵、步步追击，董振堂的压力与艰难可想而知。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万多名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5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多次完成阻击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董振堂戎马一生，历经多次恶战，一直随军战斗，与家人分离。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5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5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敌人浴血苦战九昼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最终，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他的遗骸，虽百般努力，终无所获。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了一张。当年，日本鬼子抄家，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偷偷地将叔叔的照片藏在董家老宅院的墙缝里。新中国成立后，董光权回到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将照片找了出来。取出时，照片下面的三分之一已经霉烂，多半身像已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面对敌人，董振堂从来没有退缩过；关于信仰，董振堂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生死，董振堂早已置之度外。他从来不跟组织讲条件，哪怕受了委屈，也毫无怨言。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与敌人以堡垒战对堡垒战，遭遇惨败。丢掉广昌后，董振堂提出，不应该以红军血肉之躯去攻打敌人的碉堡，结果李德大怒，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董振堂和彭德怀等人的身上。 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玩起了“反间计”，在战场上丢些材料，说董振堂要“反水”，拉队伍重新回到阵营。关键时刻，董振堂仍然坚信我们党，最终党组织也证明了他的清白。 我们一直在探寻董振堂入党参加革命的初心。他一生革命，到底为了什么？他将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值得？也许，下面的这件小事就是对他光辉一生最好的诠释。 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北上长江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临产。当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陈慧清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因为难产，她痛得在地上打滚，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她的身边只有几个小战士，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别说手术，连最基本的消毒和药品都没有。 董必武和修养连连长侯正焦急地守候在一边。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告诉董振堂，这里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 眼前的困难让董振堂有些揪心，也让这位素来精于指挥作战的老兵难以抉择。他明白，想摆脱敌人不难，但这兵荒马乱的，原本就难以保证陈慧清母子平安。如果要确保母子平安，就必须延长战斗，因为要是敌人的援兵赶到了，就会有更多的同志流血牺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