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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上午，习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他强调，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一切为人民。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人90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无数革命先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先烈，被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作为红军高级将领，他率部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直至壮烈牺牲，时年42岁。尽管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河西走廊，但是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为人民所忘记，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令人感动钦佩。他的名字叫董振堂。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聪颖，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 1931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2.8万余人，第26路军1.7万余人，比红一方面军一半兵力还要多。加之当时又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前线起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十分重大。 起义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除了对军队造成心理打击外，也鼓舞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精神士气。1.7万余人，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2万余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使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及时补给。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带来的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使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暴经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董振堂放着的高官不做，不贪恋随手可享的富贵荣华，却选择了一条“吃苦受累”的艰辛之路，坚定追随中国，誓将工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在这条人间正道上奔走向前。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军的帽花、胸章、领章，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作为土地革命时期标志最高荣誉的一种奖章，红旗勋章所嘉奖的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由此可见，董振堂为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 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他把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捐出这么多钱的行为，在红军中传开，也惊动了。亲自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的百般劝说下，他才留下300块银元，其余全部作为了党费。 1934年10月初，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长征。董振堂所率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万余人，而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5万人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