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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两级调节、辩证把握。比如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就有一个管与放的矛盾对立与调节问题，改革以前，传统经济管理经常处在一种放和管的周期性的调控之中。也就是说，在经济缺乏活力，地方的政府的企业的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经济呈现很不景气的时候，选择放权给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但是一旦放权下去，又会造成很多因放权带来的问题，过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收权，此中存在的顽疾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 这个问题，在改革之前几乎是无解的。传统经济运行常随着管理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而变化，改革以后人们发现，很多问题不是管与放的矛盾关系所能调节的，也不是把握好“管”与“放”的度所能解决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实际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也就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人民公社，当时为什么要改革呢？就是一方面它的管理不能够适应不同生产队、不同地域、不同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就是该体制把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土地条件、不同的劳动技能的农业生产经营，搞在一个锅里，搞所谓一平二调，吃大锅饭。 将很大规模的土地、社员群众集中到一起，搞集体生产劳动，这样的体制因为特有的管理问题和信息问题，不容易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凡是有过那个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农业生产不适合工厂化管理。就是说，如果组织大兵团作战，组织集体性质的生产，哪怕只是十几二十个人的农业集体生产活动，也是很不容易管好的。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这里面存在难以解决的信息收集问题。农业作业，不管除草也好还是定苗也好，生产检查者都要跟在劳动者的后面，对作业者的劳动质量进度进行监督和检查。不管是20个人后面跟一个质检员，或是10个人后面跟一个人检查质量进度，大多数时候都很难做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到。而且很多农业作业的质量不好评价，以除草为例，斩草除根彻底解决问题的除草，与敷衍了事的除草，或者像老百姓说的“大草吓一跳、小草哈哈笑”的应付性除草，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作业效果大不相同。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前一个作业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后一个作业的劳动强度和作业量。所以，在农业生产管理上，单就管理所需要的信息要想全面及时的收集，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矛盾的调解。一个生产队长要想在五六千亩地甚至上万亩土地上实行有效的集体劳动管理，是根本做不到的。 此外，还有市场的信息不容易把握，除了粮食生产国家这个进行了计划以外，粮食生产以外的农副产品生产，种植什么品种，种植西瓜还是种植大瓜子，在市场上能够获得好的收益，这个信息也不是一个基层管理者能够及时准确把握的【1】。 相关管理信息难以准确把握，农业生产集体管理的决策就必然跟不上实际的需要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由此带来的管理效果就不容易乐观。集体形式的生产劳动，在实行大包干和集体生产并存的国营农场的生产实践中，得到的总体结果就是：它在条件好普遍盈利的时候，没有大的盈利，在普遍亏损的年成，它会亏损巨大。就说该赚的时候它不大赚，不该亏的时候它会亏很多。这也符合人们的直观感觉。可以说国营农场搞成家庭承包或私人承包，完全是生产经营结果的逼迫，并非集体生产观念浓厚的农垦工人的鼎力追求。 家庭承包或者说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体制，是经过多少年农业生产经验总结出来的符合实际的体制模式。世界各国都是家庭式的农业生产体制，很少集体化的生产体制，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农业也是以家庭生产为基本形式的。其实这也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 农业生产有什么特点呢，一是它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二是它的人工作业因作物品种和土壤条件的不同无法标准化。三、农业劳动作业有有很强的季节性，有的时候需要的劳动量远远超过一个人正常的劳动量，一个人管理的土地面积可能需要三个四个人的劳动作业。而有的时候呢，它很可能一个人的劳动都是多余的。这样的生产特点就要求农业经营者在农闲的时候要做许多为生活、为后勤、为孩子、为老人等家庭方面的工作。从全局出发，为整个生产的做众多准备工作。而一旦到了紧张阶段呢，那就要全家老少不分白天黑夜的超强度超大量的去工作，才能适应农时。 而一些家庭工作，后勤工作，尽管非常辛苦，工作量和报酬也是很难计量的。如果采取大量雇佣工人的方式做这些事情，让雇佣工人考虑到全局或者是为集体生产大局着想，不计经济得失，这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就可以女人做饭，男人扛麻包，或者身体弱的做轻松工作，这些方面在家庭都是可以调节的，但在雇佣工人的管理中就不可能调节。 这也是为什么农业生产最适合家庭作业管理，人类几千年到现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在农业生产集体管理上面，就是说不论你采取放权的方式还是收权的方式，管的松和或者是管的严，仅仅从管与放的矛盾调节入手，无法解决集体生产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放松一些管控，社员自留地上用的时间多一些，能够多一些收成。但依然改变不了集体生产的低效率，做表面工作，做花架子的工作，以及整个集体经济效益始终不高这一问题。 大包干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但是大包干把土地分配到家庭，好像又恢复了私有制。这样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就有了大的分歧。好像搞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又搞成私有制了，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担忧。当时的改革领导者在这个方面的回答和选择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说服力的。 万里同志在农业改革大包干前，看到安徽一些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种粮食，到最后生产的粮食连自己都不够吃，还要吃国家反销量。农民的生活过得相当艰难。看到这个情况，万里对承包到户这个生产关系改革有一个说法，他说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如果这个“主义”就是说公社制这个落后的生产关系模式，就是大锅饭和一平二调的这个体制机制。那么我要群众【2】。 【1】1978年秋，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指出：“胡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王郁昭陪同万里到来安县城东郊走访农户，来到一户唐姓农民家里。当他看到院子里种了几分地的大蒜，苗长得碧绿，但一颗挨着一颗，很密，万里就问：“大蒜栽得这么密能长大蒜头吗？”队长说：“我指望这片大蒜能卖上一二百块钱。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间苗卖青蒜，拿到城里卖，一小把（十棵）能卖二三毛钱；第二次可以卖蒜苔，一斤能卖一两块钱；第三次才是卖大蒜头”。万里点头称是，他对王郁昭和随行人员说：“你们看中国的农民是多么聪明，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中国的农业搞不上去吗？”类似的话，不论在省委会议上，还是在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万里在多种场合反复讲到过。他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了个自主权问题。 【2】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文说，30年前，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与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发生过一场争论。干部：包产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干部：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干部：我要“社会主义”！万里：我要群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