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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暗流涌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战略，引领新的伟大斗争。今日之中国，为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分析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探索和回答了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P284)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P512)习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决定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时代逻辑和现实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习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