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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12月2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江苏大剧院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于北京站成功首演。该剧由牟森担任总叙事、导演，莫言担任编剧，演员傅晶、叶璇、杨易、王也、马仁杰等联袂出演。
“高密东北乡”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创造的“文学共和国”，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呈现了“高密东北乡”的大地雄心：无垠的土地、通红的高粱、美好的爱情、自由的生活、壮烈的反抗以及不屈的人民。同名话剧《红高粱家族》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与他的三个女人，“大奶奶”戴凤莲、“二奶奶”恋儿、“三奶奶”刘氏生儿育女，酿造与劳作，爱恨与繁衍。当日本军到来，“高密东北乡”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顶天立地、奋不顾身，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谱写了不朽的传奇…… 回首往昔，1987年5月，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第一部出版前，1986年夏天，导演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1987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正式公映，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影响力。而后，后续的四部小说也陆续出版：《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放在一起，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世人经常说的“红高粱”，其实是这一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一开始，作家莫言不是按照一个长篇小说来构思的，而是五个中篇。也就是说，张艺谋在改编成电影时，只看到了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后边三篇还没出来。而在电视剧版的《红高粱》（2014）中，导演郑晓龙则走了另一个方向，在荧幕上书写民间传奇。“电影版就像是诗歌、诗电影，或者散文电影。而电视剧是传奇，长篇传奇。”对于此次舞台改编，导演牟森将话剧《红高粱家族》定位为史诗，“人民史诗”。
12月3日下午，《红高粱家族》在京第二场演出结束后，由《文艺报》社和江苏大剧院共同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邱华栋，书记处书记邓凯等领导以及文学、文艺评论界的知名作家、学者和该剧导演牟森、制作人李东等出席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主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发言时指出，文学是一切文艺形式间的“硬通货”，是一切艺术形式的重要母本，为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供应了不竭的原动力。“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已经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热点’，尤其是多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轮番搬上舞台，更体现了文学和戏剧的紧密关系。”
“小说《红高粱家族》从1987年出版到现在接近40年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名作，也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一部经典。这样一部作品转化成各种艺术门类，成就为不同的艺术形态，这些年有电影、电视剧，还有京剧、地方戏，包括茂腔、晋剧等，一直处在散播的状态。此次江苏大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掘文学经典优秀精神内核。百人团队，历经两百多个日夜，潜心创作、精心打磨，将原着经典内容呈现于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民史诗。”邱华栋说。 “这个戏去年夏天我在南京看了首演，昨天晚上看了北京的首演后，感觉这两次演出之间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地方还不是特别流畅，昨天晚上看完，感觉在剧情衔接上愈发天衣无缝。”原着作者、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介绍说，《红高粱家族》小说问世后已经改编为多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大部分还是延续了电影的内容，小说后边的故事基本上没有涉及。
“这次我在和牟森导演商议的时候，他表达了要把全部的故事在两个多小时的舞台上都讲一遍的雄心，这其实挺难的。但事实证明基本讲完了，把精华讲出来了，而且把我认为不可能在舞台上表现的关键情节，也讲得严肃认真，确实超出了我意料之外。演员们的表演也非常卖力，尽管每一个故事情节我都非常熟悉，但还是被表演牵着心，某些关键情节也确实让人热泪盈眶。”莫言说。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表示，话剧《红高粱家族》此次北上赴京演出，不仅让文学读者与戏剧观众感受到莫言文学经典旺盛的持久生命力，更带领大家领略了原着中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红高粱精神”。“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变形金刚’，金刚之身是它强大的精神内核，千变万化则是它丰富的可演绎、可再造、可生发的艺术形式。我们在话剧舞台上看到了一台鼓风机、大面积的红，演员们舒展摇曳的肢体，就像红高粱真正在舞台上生长。而以‘颂歌’‘挽歌’‘赞歌’为主题动机的配乐，更进一步将小说语言转化为视听一体的震撼体验。”
导演牟森谈到，话剧《红高粱家族》已经演出了41场，从第一场到现在，主创团队不断吸收现场观众的直接反馈，经历数轮打磨和调整，如今呈现在舞台上的样貌与首演时已有了较大改变。“2个多小时的时长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能看不完一部长篇小说，但却可以让他们在剧场看到形象立体的整个故事被完整演绎，深切感受文学和艺术的魅力。”制作人李东也就此补充道，“戏剧观众和文学读者，这两个群体是高度重合的。舞台剧是打开文学作品非常好的方式，它区别于影视作品的一点就在于可以直接跟观众进行反馈和互动，而且可以随时进行不断地修改和打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之前曾被牟森改编为同名话剧上演。“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和《红高粱家族》的舞台装置都比较简洁，但是里面的内容又都非常丰富。要说区别的话，后者的故事、包括人物成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前者相较比较平缓。”刘震云在发言时笑言，近年来莫言在话剧领域显示了相当的进取心，“他可能认为莎士比亚比巴尔扎克从行业上讲，还是要更进一步。他的近作《鳄鱼》也是一部话剧剧本，我是读一段笑一段，确实是越来越幽默了，平静下边藏着好多‘坏’，‘坏’里边又藏着好多的幽默。这个话剧谁来演？有导演了吗？我准备从作家转行成戏剧导演。”
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表示看了牟森导演的话剧后，思绪和情感一直沉浸在对莫言小说的回忆当中。“总的来说，这部戏的叙事框架安排得非常成功。把红高粱小说系列的五部作品分割、拼接，借助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重新嵌入到一个完整的叙事当中，这是非常大的创新。时间的处理上，从1920到1940年，多个节点自由灵动地切换，且一点都不杂乱，看起来也不枯燥，足见导演的功力。”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作家李洱认为，在小说《红高粱》里，莫言写了一个感官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感觉比较麻痹的世界当中，它的意义和现实性又被凸显了出来。“我看这部戏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在重返80年代。莫言语言的陌生化，包括他的修辞转变成舞台语汇的时候，肯定要做出大量的调整，现在是把莫言小说的故事性完整地抽出来了，但还没有完全把莫言的修辞变成舞台的修辞。牟森的很多戏我都非常熟悉，剧本也好、导演阐释也好，我也都看过。下一步怎么继续调整？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我相信牟森导演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去克服。”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看来，《红高粱》系列小说是莫言的归乡之作，也是他语言上的归乡之作，“那种爆浆一样的语言是抒情性的，同时他的语势，他的语感——《红高粱》出来之后，和他此前的作品语感都不一样。好似突然间，莫言第一次展现出那么富有他灵魂的东西，语言是那么漂亮，闪闪发光。”他表示话剧《红高粱家族》的起笔就非常高，“开场看到‘抬棺’这场戏，我就对身旁的格非说，这太有力量了，历史感呼之欲出。在今天的舞台上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历史感，这是此次话剧改编非常天才的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发言时，也谈到了改编作品如何忠于原作的问题。“舞台剧《红高粱家族》是忠于整部小说原作的，这一点上我特别敬佩牟森导演。因为小说作品的丰富性，实在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戏剧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呈现，这里边有民间精神、有爱情、有抗战，还要加上莫言当年对人类文明异化的思考。如何用舞台的情节和场景把这些再现出来？真的是非常难。”
张清华同时认为话剧版目前场景转换略显频繁，“十几个场景的变更，还有剧情的推进，都是在瞬间完成的。迭加了朗诵、画外音来辅助，确实也有效节省了时间，但还是感觉稍显匆忙。能不能把这些场景进一步串并，分为四幕或者五幕，每一幕的颜色不一样，并呈现出几个主题色彩？比如‘红高粱’当然是红色的，‘高粱酒’可以改为黄色，这是我一个还不成熟的想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在发言时，首先肯定了话剧《红高粱家族》的改编效果。“保留了莫言原作当中那个最美丽、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能喝酒的东北乡，且具有史诗般的格调。”她也就剧中红高粱的意象如何呈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它是魔幻的、隐喻的、象征的，怎么表现出它的舒展和蛮性以及自由和奔放，把这种饱满到爆浆的红高粱意象凸显出来？现在的剧场效果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它应当像一束强光，直刺世俗的眼睛，让生命的质感和气息充盈在整个舞台空间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