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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前贝斯手、一贯特立独行的罗杰·沃特斯，曾以怒怼CNN记者“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知道就去读书”闻名中文世界。早前在造访保加利亚时，他特地到博特夫格勒郊外的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墓瞻仰。这位英国军官在保加利亚的纪念地不止一处——索菲亚有一条汤普森少校街，斯沃格的火车站也以他命名，当地还有一个叫“汤普森”的村庄。 弗兰克·汤普森1920年生于印度大吉岭。1944年，他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局（SOE）后，潜入保加利亚，担任英军与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员，当年夏天在索菲亚的荒山上被枪决。 此后，他的胞弟穷极一生，探究哥哥的死因——弗兰克最初在炮兵部队服役，1941年起加入“幻影”担任情报官，辗转于开罗、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各地，然而保加利亚的这次行动，他被分配的任务时机不对、计划不周、支持不足，被俘后关押数周，最终与11名游击队员一起被枪决。对此，英国政府从未给出任何调查结论。弟弟不得不自己去寻根究底。这个历史探究过程，也伴随着他本人成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学家：这位弟弟——E.P.汤普森，他的大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性质”（保罗·布勒）。 汤普森兄弟很不同。哥哥弗兰克体弱多病，弟弟爱德华则粗犷豪放；哥哥能说十种语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行家”，而“家里的笨蛋”弟弟只会一种。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从不缺各种想法和诗歌，以及国外来的访客”的家：他们的父亲是卫理公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士，热爱诗歌和写作，反对帝国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尼赫鲁私交甚笃。兄弟二人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波希米亚式家庭中长大。他们都敏感于欧洲的经济崩溃、政治危机与战争阴云，于是登上“20世纪的方舟”——加入共产党，并且入伍投身二战一线。不过，弗兰克的父母和他在牛津结识的爱尔兰女孩、后来成为小说家与哲学家的艾丽丝·默多克都极力反对他参军，但弗兰克决心已定。当初，是默多克建议他加入共产党，弗兰克称她为“布尔什维克的圣母玛利亚”。现在，他给默多克写了一首诗，解释自己的决定：“不知为何，今天的我只是想去战斗。……你说现在不是时候？但我等不及了。” 弗兰克很早就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给他所爱的价值与文化带来的威胁”，他经常在给弟弟的信中谈到民众在战后将建立的世界：他说，在欧洲，有一个幽灵，一个前所未有的幽灵。他们都梦想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是可以互换的词汇。 1947年，E.P.汤普森和母亲一起讲述哥哥的一生，在这部回忆录里，包含了审判与枪决的目击记录，弗兰克的诗歌、日记，以及写给父母、弟弟和艾丽丝·默多克的信。汤普森选择了哥哥信里的话作书名（《一个幽灵在欧洲》）。 曾有人评价E.P.汤普森说：他一生都是一个“四十年代人”，始终被那个年代的苦难、希望和失望所定义。战后十年，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变质为冷漠，或固结为愤世嫉俗，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汤普森一直埋头阅读威廉·布莱克的作品。 汤普森认为，布莱克是一个受挫的革命者，在政治失败后退缩到一个神秘的“内在王国”。但在布莱克和其他类似的人身上，汤普森发现了一种传统，他还发现了一段被遗忘的斗争历史，值得被照亮。这些发现让他走上了一条道路。汤普森曾聚焦19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写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1955），“将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带回了劳工运动的集体记忆”（米歇尔·罗伊），他确信英国的历史文化与当下政治实践的相关性（斯科特·汉密尔顿）。至1963年，他的巨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 汤普森在前言中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E.P.汤普森的形成》一文（刊《新政治家》2023.8.29）的作者马多克·凯恩斯说，“解救”，将定义汤普森的整个生涯。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阿力斯·柯林尼可斯则认为这段话最为生动地体现了汤普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作用……人是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他要解释给大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虽然汤普森原本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抱负，他一直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当作是为政治教育提供材料（斯科特·汉密尔顿），但艾里克·霍布斯鲍姆表示汤普森是他所知唯一真正拥有天才的历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作品展现了他的天才。汤普森是成人教育的导师，他会将讲台交给工人阶级学生，而这部作品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件事——以那些传统上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思想和经历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他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历史”。 这本书是汤普森为他支持的新左派运动中的年轻人而写的。他想让这些学生们知道，他们为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从何而来，或许也能让他们明白这场斗争将往何处去。
彼得·J.康拉迪为弗兰克·汤普森（1920—1944）作传《一个非常英国的英雄》（2012） 1978年末，汤普森来到保加利亚，来到弗兰克身边，来到这个让他成为历史学家的神秘之地。在追溯他哥哥最后的旅程时，汤普森发现有一些阴暗的人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称这些人为“反历史学家”。 汤普森开始怀疑哥哥是被陷害的，因为他几乎就像是被安排来失败的。他收到了从南斯拉夫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命令，一路奔袭、突围，翻山越岭，狂野行军。然而，“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同，规模小得多、实力弱得多的保加利亚游击队正在攻击一个英国和苏联都在争取的政权”（阿诺德·拉滕伯里）。汤普森发现，从弗兰克被捕到他被处死，中间经历了18天，而保加利亚政府在这18天里一直与盟军情报部门保持沟通，就该国即将宣布中立一事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处决一名身穿制服的英国军官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行为。除非这根本就不是挑衅，而是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外交问题：“有人使了个眼色”，借刀杀人——“在秘密组织中无情地清除每一个已知的共产党员”（E.P.汤普森引自丘吉尔致驻阿尔及尔的英国大使的一封信，1944年4月6日）。 保加利亚之行归来后，汤普森重新投入战斗。1980年，他声援核裁军的小册子卖出了10万册。在随后几个月里，汤普森在工会、广场以及英国半数的讲坛上发表演讲：他引用威廉·科贝特的话反对撒切尔，引用弥尔顿的话反对里根；他写了一部斯威夫特式的科幻讽刺小说，反对核军备竞赛。汤普森是学者，也是实干家，他直接向英国人民发声。十万人在特拉法加广场聆听汤普森重新发表威廉·布莱克200年前的反抗声明：“反对野兽的王国，我们见证人站起来。” 他关于哥哥的研究，后来凝结为三次讲座，经过同为历史学家的妻子多萝西·汤普森的加工整理，在1997年也是他去世后四年以《越过边境》为题出版。 汤普森始终是一个英国浪漫主义者，如他常说的，在两个威廉——“布莱克和莫里斯之间，已经失却了一些东西，而浪漫主义的力量仍在等待重新获得和使用”（保罗·布勒）。卡尔·马克思和威廉·布莱克是他自述的两大灵感来源。1936至1946这十年里，英国熔炼出了“一种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它引导了汤普森数十年（斯科特·汉密尔顿）。他相信，历史不仅是行动的记录，也是交流的手段，是聚会的场所：在我们脚踏的土地的深处，在权势者从未思虑过、愤激者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流淌着斗争、友谊、正义和爱的地下河流。历史上有些时候，“逝者储存的能量会重新流向生者”，这些被遗忘的河流会喷涌而出。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两个德国年轻人“一度短暂相爱”，后来“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 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奥尔嘉后来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民主德国。 这个年轻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德。讲完故事，霍布斯鲍姆问道：“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曾彼此交错的生命有如此曲折离奇的经历？”而弗兰克与E.P.汤普森，也是20世纪才会有的兄弟故事。 |
